当西方看向东方：何教授的牛津大学演说

以英国牛津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身份，前往牛津访学的何日生教授，2016年2月9日在该中心举办一场全程英文发表的演说:

“Buddhist Renaissance-The Buddhist Tzu Chi Altru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s”

〈佛教的文艺复兴：全球视野中的佛教慈济利他主义〉，与在座的学者、教授们分享他长年来在慈济宗教NGO团体中，珍贵的观察和践行的体验。

当牛津看见慈济

何教授和牛津大学的结缘很早，且迄今持续不断。最早的因缘来自于牛津大学宗教人类学者彼得‧克拉克教授。克拉克教授因为指导一位以慈济为论文研究主题的台湾籍学生，让他首次认识慈济，并相当认同。

于是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全球观点的新宗教趋势》（New Relig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中，以相当的篇幅论述慈济的精神思惟，也推崇上人的思想是当代佛教的代表之一，并介绍慈济基金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也引述上人“知福、惜福、再造福”的入世佛教观念。

2008年时任慈济基金会发言人、同时也是人文志业发展处主任、慈济大学副教授的何日生，当时人在河南白马寺佛学青年营中授课，凑巧看见这篇论文，发现享誉国际的克拉克教授对慈济的认同与肯定，立即透过电子邮件主动邀请克拉克教授前往台湾，将得以更直接地走访了解慈济。

这一封邀请函寄出后，克拉克教授随即回信给何教授，表达他前往慈济参访的高度意愿，因此也促成了与克拉克教授的第一次交流。

12月，克拉克教授从英国伦敦出发，飞行了近二十个小时才抵达台湾，在何日生教授的安排下，随即展开为期两周的慈济志业参访行程，行程极为紧凑，当时年近七十的他，不仅没有感到疲累，反而有了最直接且深刻的感动。

结束第一次来到台湾慈济参访交流，临返英国前，证严上人问及克拉克教授是否愿意到慈济大学来授课？教授回答，“我很愿意到慈济大学教课，如果上人愿意给我指导。”教授谦虚地表达他受教于上人的期盼。

2009年，在何教授的安排下，再次邀请克拉克教授前来慈济，在慈济大学进行讲座教学，并于静思精舍、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分享“慈济与当代宗教的发展”等主题。

克拉克教授表示，现今全球化产生逆向发展，东方文化与宗教渐渐反过来影响西方及全世界，而慈济正是这一波东方文化中最主要的新兴宗教。

在与克拉克教授的合作下，何日生教授透过国际学术交流，逐渐将东方的慈济介绍到西方的学界去。也推动慈济办理“第一届慈济论坛-环境与宗教研讨会”活动，邀请克拉克教授、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等知名学者主题演讲，实现了何教授“让慈济看见世界，让世界看见慈济”，让慈济走上国际学术舞台的愿望与理想。

在与克拉克教授的合作下，何日生教授透过国际学术交流，逐渐将东方的慈济介绍到西方的学界去。也推动慈济办理“第一届慈济论坛-环境与宗教研讨会”活动，邀请克拉克教授、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等知名学者主题演讲，实现了何教授“让慈济看见世界，让世界看见慈济”，让慈济走上国际学术舞台的愿望与理想。

而这也是克拉克教授把慈济精神推向全世界的用心与梦想。他原欲与何教授合著一本英文慈济专书，大纲已经规划好了，预计在两年内完成，并约定两人于法国研讨会见面之际，讨论该书撰写的进度。

不料，人生无常，克拉克教授竟在何日生教授从台湾飞抵巴黎期间，因肺栓塞造成心脏病突发往生。在《国际宗教与科学年会》召开前两天骇然过世，引起与会四百多位国际宗教学者无限的哀悼与惋惜，同时也让何教授失去了一位国际学术界的良师益友。

何教授与牛津大学的因缘，因克拉克教授的遽逝而中断。然而，未几又因克拉克教授指导的另一位研究生所撰写的慈济研究专书出版，出版社邀请另一位牛津学者--佛学研究中心主席、印度佛学研究泰斗理查‧龚布齐教授来审稿；慈济相关的内容，引起龚教授的高度重视，遂与何教授接触，重新再启另一段何教授与牛津大学的学术因缘。

接续前缘

何日生教授和牛津大学的因缘，在彼得·克拉克教授遽逝中断后，未几即因克拉克教授指导的另一位研究生出版慈济研究专书，出版社邀请牛津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主席理查‧龚布齐教授来审稿，而又再度接上。

慈济相关的内容，引起龚布齐教授的高度重视，龚布齐教授是当代印度佛教研究的权威，特别是在佛陀生平的研究上，在全球具有指标性的地位。

在接触交流之后，龚布齐教授邀约何教授参加2014年11月22-24日由牛津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在印度举办的“印度国际佛教学术研讨会”。

何教授在会中发表“利他精神作为跨宗教的共同基石”论文，之后刊登于牛津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年度报告中，亦以“How Altruism Can Solve Religious Conflict”（利他精神如何解决宗教冲突）的标题，重新整理发表于日本“法世界”论文期刊。

而在该场研讨论中，龚布齐教授也分享了他研究慈济的论文，认为证严上人和慈济是很接近佛陀原始的理念和践行的方式。

原始的佛陀当代的孔子

龚布齐教授称赞证严上人为原始的佛陀、当代的孔子，多次表达慈济是当代佛教应该走的方向，并将佛陀和证严上人做了多方面的比较：

1、佛陀与证严上人都强调道德实践非抽象理论。

2、在追寻传统中国佛教上，证严上人更接近地遵照早期佛教的思想体系。

3、佛陀不指定接班人，证严上人也是并希望他的弟子人人都成为圣格，人人接班。

4、证严上人以儒家的方式复甦早期佛教精神。

5、证严上人带领的慈济打破专属于一个宗教的传统教派观

6、佛陀时代僧俗有别，证严上人把居士转化成僧团。

7、证严上人建立清修士,创新、结合并继承了古代佛教。

8、慈济让基督徒志工与伊斯兰志工更接近自己宗教的本怀。

9、证严上人和佛陀有着显著的相似处和截然不同。两人都坚决的呼吁劝说和理性行动追求他们创建宗教运动的主要目标；他们的教法不是盲目的信仰且不要求奉献。

利他是当代佛教的方向

2016年，慈济成立五十周年举办“第四届慈济论坛”，何日生教授邀请龚布齐教授前来发表主题演讲“Tzu Chi'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dividualism and Altruism（慈济在佛教历史中的定位: 个人与利他主义）”龚布齐教授认为，许多佛教徒的修行只停留在静坐，这跟佛陀的本意是相违背的，大家只在意自己的痛苦，不在乎别人的痛苦，这不是佛陀的本怀。

佛陀是要我们去关心众生，拔除众生的苦，慈济是以利他为修行法门，是在救助他人的苦，龚布齐教授很高兴慈济就走在佛陀本怀的道路上。

融合东西方的良法善治

经过多年来在宗教NGO实务工作经验和看到众多国际学者对于人间佛教强调入世行动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之研究，启发了何教授想进一步理解当代汉传佛教普遍面临如何将佛教慈悲等观与儒家阶层化伦理、西方法治理性融为一体的挑战与困境。

2018年，何教授申请到了牛津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资格，成为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从事有关当代佛教组织与经济生活专题的“善治理”研究。

何教授期待在佛教的治理上，能了解如何将制度上的理性与精神上的慈悲协调起来，在组织内维系着温暖的人际关系；以及如何采取西方的理性主义，而不是法律的死守和惩罚，才不会失去其原有强调慈悲和自我救赎的佛教教义。

如今，在这个主题下，何教授与牛津大学的因缘，又将走入另一个值得期待的新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