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资本培育善经济

谈及借贷或是银行利息就不得不提犹太人。从历史来看，犹太人中出过很多著名的银行家。18世纪的时候，在德国还有很多欧洲国家，犹太人开始被污名化，被认为是放高利贷的投机者，因此有大规模批判犹太人与驱赶犹太人的狂潮。犹太人接受圣经的教导，它们遵守圣经的法则，对收取“利息”这件事情是有规范的。

《圣约圣经》中《尼希米记》卷中记载老百姓赋税过重，借的利息还不起，就哭嚎无以为继。先知尼希米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这是古犹太人对于借贷利息的看法，要免去兄弟的利息。

「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因为大家如果都很穷，经济就会开始不景气，会变成恶循环，不是善循环，所以免去利息，让大家有生活所需才有金钱去购买，生产才会同时恢复正常，经济才能成为正向循环，这是古犹太人的对利息的观念。

《旧约圣经》里上帝明白反对子民向弟兄收取利息，「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意思是说不要有太多的借贷跟利息，这些古犹太圣经的教导，不准向兄弟取利息。你借给弟兄的不管是钱财或粮食，无论什么时候生利的，都不可以取利。

犹太人是以7个安息年（共49年）为期，7个安息年周期后面的一年（第50年）必须有一次宽恕年，要还给负债的弟兄自由，为奴的要释放，欠债的要免还。7个安息年是景气循环很重要的期限，这是犹太人的智慧。每隔四十九年，要将贫富差距做一次调整，或许不是归零，但要让普罗百姓得以喘息，才不至于造成财富过度集中少数人之后，大众消费力减低的瓶颈发生，连带造成生产的迟滞，景气就迈向衰退。

对兄弟不可取息，但对非兄弟的外邦人呢？《旧约圣经》中《申命记》卷里说：「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犹太人在欧洲从事商业交往，对外邦人收取利息甚至是高利贷认为没有违反自己的信仰，所以造成欧洲人对犹太人很有成见，甚至对犹太人的排斥。

从这段希伯来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的经济成就并非建立在唯利是图之上，而是他们对于上帝戒律的信守。

根据圣经的教义，上帝的经济学是让受压迫的人类得到救赎。

因为高额的利息导致贫穷，贫穷会导致奴隶制，奴隶是人类商品化的极致之一，这是基督教眼中最大的经济罪恶。从《出埃及记》中可以知道，当犹太人在埃及为奴，是上帝派遣摩西解放犹太人，从此免于奴隶的生活。在基督教古老的教义里，也认为是利息是一种纯粹金钱的累积与交易，金钱是欲望的扩大，是德行的堕落，造成贫富不均的严重社会问题。当时的教会也是反对利息的。

《旧约圣经》认为兄弟借钱不要利息，外邦人借钱要利息。而在《新约圣经》的经文中，耶稣基督的思想却认为外邦人一样也是邻人，特别是保罗这样的使徒，他提出凡是遵守上帝律法的人，都可以称义，都是基督徒，所以对所有人都不取利息，「爱邻人如己」是基督经济思想的重要一环。

保罗，基督徒的第一代领导者之一

基督教把兄弟扩大为世界上的一切人，所以教会坚决反对放高利贷赚钱，「金钱生金钱是罪恶的」。教会从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教皇多次通过敕令禁止放高利贷。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非常勃兴，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资本主义的浪潮，到19世纪，财富差距过大，出现共产主义的抑制这样的贫富不均的经济思想，也就是当时在18世纪之后造成一个资本过度累积所产生的一个瓶颈。

伊斯兰文明的经济思想体现在《古兰经》里面。穆斯林的商业活动有游牧民族的特质，它的贸易经济强调诚信，不能心存投机，心存欺骗，不可左手买进低价，右手卖出高价，所以它禁止穆斯林放款收利息，不追逐个人利益的极大化，在穆斯林社区里是银行是不贷款的，民间的私下借贷虽然很普遍，但是用于朋友间的使用，而不用于商业的投资。

换句话说借贷是生活所需，用借贷做投资在穆斯林世界是被禁止的。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法庭记录中，可以看到穆斯林也有一些贷款产生的纠纷，多半都是朋友之间或是亲人之间的借贷产生的纠纷，很少是因为投资而借贷，这是穆斯林对于财务金融的做法。

在穆斯林社会里面虽然有民间私贷，，但这种贷款很少用在商业投资上。即使在十五六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筹措军事经费，向民间有钱人来借贷，但借贷的模式是用减税的来筹措，并没有产生所谓的资本集中的问题。而此时欧洲的海洋文明崛起了，不管荷兰、意大利威尼斯这些地区跟城市、国家，开始用集资借贷投资航海贸易，造成资本主义的崛起，因为资本的集中，造成西方的财富跟资本支配整个全世界。在那时穆斯林世界本身也在成长，但贸易投资相对较少，使得它跟西方的财富差距开始了，西方透过借贷资本集中大量的去盘活，获取极大的财富。

海洋时代的贸易其实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强盗的抢劫、战争的摧毁，海上各种风浪的侵袭，很容易使一切贸易货品付诸流水，并且危及船员的生命。为了分散风险，意大利的商人开始寻求不同的投资人，加入这种海上贸易。因此今日股份合伙制的雏形开始出现。他们以出资的比例，获利时照比例分配。这种自由组合，不计人数的投资者，为当时商业之推动注入极大的能量。

所以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一种称为Commenda，一种称为Societasmaris。在陆地待着不上船远征的投资人称为stans，出力者称为tractor。一般的计算方法，出资者stans可以拿到四分之三的利润，而出力的船长tractor只得四分之一。当时人命没有那么值钱，而资本却相当地稀有。如果船长tractor出资四分之一，那他与出资者stans在获取利益之后，可以五五平分。

这样的合伙制其实是对于整个西方的经济，还有资本文明的发展是非常巨大的贡献。特别当时还包括需要航海专业知识。有一本书叫做《国王的镜子King’s Mirror》，细数航海的各种知识与技能。并且教导船员在船上要如何合作分工，上岸要如何遵守纪律，不可以无节制地纵欲与奢华，这本书大大地提升了中世纪之后的航海知识与专业伦理。 

有好的金融资本，就会产生商业文明的果实，当然也可能会造成阶级对立，这也是在资本金融当中应当要避免的。稍后我们会谈影响力投资，就会看到创造财富跟创造社会价值的两端中，影响力投资可以很好的兼顾。在那个时代的确是有利有弊，利就是创造很极大的财富，弊就是造成很大的贫富差距。

由于商业投资者的版图扩大，商人必须依赖他们所派驻的外国代表管理商业贸易。簿记成为商业必要的工具。文献显示1296-1305年之间，双重簿记的形式已经十分成熟。

在13、14世纪时，整个西方的金融专业已经逐渐成型，在15、16世纪的时候还有更值得借鉴，就是资本的累积，创造一个新的城市阶级，有利于封建的贵族。新的城市阶级，透过海洋贸易得到巨大的财富，透过共同集资合伙创造新的财富。他们成为城市阶级，有别于传统世袭的贵族阶级，这个时候城市阶级开始组织商会，对抗贵族与君王，而逐渐从商业力量取得政治影响力，进而造就议会民主制度的诞生。

从英国的订立大宪章开始，13世纪就是为了要战争，是跟贵族奠定合约，怎么样来课税，大家一起商量。最后城市阶级也进入议会中，与国王商量如何课税，如何来奠定政策的新的力量。所以是资本累积造成城市阶级，城市阶级造就了当代近当代议会民主的雏形。所以可以看到，资本的累积不止创造商业文明，也创造了政治的制度。

所以金融体制对于专业没有资本的创业者是一个福音，因为我没有资金，可是我有专业，所以我借助金融资本来创造，这是很重要的，让有技能的人得到财富方法。透过什么？透过金融体制给他的支持，透过专业缔造财富，所以这也是循环。当人把钱存进银行，贷款给专业者创业，创造社会资本，创造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进而能够嘉惠整个社会，所以这是一种正向的金融循环。有人储蓄、有人贷款，有人拿钱来投资，创造商业价值，回馈社会，这是一种正向的金融体系的循环。

另一方面，银行借贷常常给资产雄厚的人，造成富者越富。富人以资产抵押，以银行的钱，亦即普通存款人的钱，赚取更多的金钱，使得贫富差距加大，逐渐导致中产阶级的消失。所以有人会批评说：银行基本上像当铺，没有资产，就没有借贷。

孟加拉国的穆罕莫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微型贷款，却创造出另一种金融正义与金融利益。他贷款给真正需要的人，而不是有资产的人，他体现了金融交易的善。

1976年，尤努斯创建了格莱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格莱珉」的意思为「乡区的，村庄的」，所以这家银行是提供贷款给贫穷的孟加拉国人。至今为止，已贷出超过六十亿美元，给予超过六兆位客户，就是一种金融善。

格莱珉银行为了确保贷款者能够还款，采用「团结组」的联保系统。这些非正式的小组一起申请贷款，由小组成员担任联合的还款保证人，并互相支持对方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事实证明，格莱珉银行贷款给妇女，这些妇女还款率高达98%。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不是以担保为基础的银行金融体系。

尤努斯创办的银行对传统银行而言是革命性的颠覆，到现在都是成为一个金融新正义、新的做法。格莱珉银行没有电话、计算机或者豪华的装潢。格莱珉银行的员工们都是主动的到偏远的乡村里，拜访需要的借款穷人。银行与借款者之间也不签署合同，因为大多数的借款人根本是文盲，就是凭着口头的承诺，互相的担保，这样把正义的金融的善体现出来。

虽然客户们都是没有资产的穷苦人，但是格莱珉银行不只没有亏损，还有盈余。格莱珉银行向借贷者收取的是比较低的固定利息， 至今，已经有超过八千万人受惠于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之微型贷款。超过96%的格莱珉贷款都是借给妇女，孟加拉国的妇女社会地位低，尽管生活贫穷，但她们也比家里的男人付出得更多，更以手工或作小生意提供家庭之所需。尤努斯的愿望是「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子孙将只会在博物馆里见识到贫穷」。

尤努斯模式已经在50多个国家推广，包括美国也成功地发展出类似微型贷款模式。菲律宾、印度，以及尼泊尔，都复制格莱珉银行的微型贷款，使贫困的借款者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贫富差距缩小。

《财富》世界企业29强，蝉联世界保险集团首位的中国平安以「扶贫必先扶智」的核心信念，从传统的「输血」式扶贫，转向创新性的「造血」式扶贫，并把重点聚焦于「智慧扶贫」，尤其是2018年初，平安30周年之际，更正式启动「村官、村医、村教」等「三村工程」，作为整体扶贫规划的重要载体及核心工程。

其中「村官工程」，提供近1,000亿元产业扶贫贷款，创新开发了养殖贷、种植贷、水电贷、扶贫政府债、扶贫企业债等多种金融扶贫产品，将银行资金、政府扶贫项目、特色企业与当地贫困户紧密联系起来。

平安集团的扶贫项目贷款不需抵押和担保，而是交由当地产业支配，导入先进科技，居中协助贫农增能与产销的任务。平安信托董事长姚贵平先生曾对我说：「过去的扶贫都是直接把钱给了农户，其实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贫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不智』所造成的，所以怎么把智慧给激发出来最重要。」

拿养鸡的模式来说，贷款不直接交给养鸡户，而是通过饲料厂，计算每天每只鸡要吃多少饲料，就汇多少钱给饲料厂，提供等量的饲料给农户。

农民把鸡养好后只卖给加工厂，加工厂扣除饲料费用后，直接把多余的钱还给饲料厂，整个产销过程就是一个闭环，农户不需拿出一分钱，也拿不到一分钱，但最终却能稳当地赚到利润。

这种「造血」式扶贫，尤以水电扶贫模式日益成熟，最具特色。平安与全国6家水电公司展开合作，项目覆盖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资金投入达28亿元，惠及10万余建档立卡贫困户，构建起集「基建、供能、赋能、造血」为一体的水电扶贫生态圈。

以平安银行与深圳兆恒水电集团合作为例，该集团在全中国有100多家小水电，平安提供极优惠利息的贷款，让兆恒得以运用这笔资金在偏乡建设水电站，并补偿搬迁户。一般贷款利息为7点多，银行只收取大约千分之2点多或3点多，这其中利息差就转化为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水电厂的股份，每年保证有4千元以上的补贴，时间至少持续15年之久。

中国平安的扶贫工程，避开了原有扶贫的弊病，为贫困地区补足了弹药，推动当地企业大幅发展，吸收百姓参与基层建设，让政府精准扶贫的目标，走向了可持续发展的循环路径，建构出贫户、政府、企业、银行四赢的局面，是慈悲创新的金融典范。

金融的善，亦即投资的善。善投资应该是基于企业的体质作投资的基准，而不是投机、炒作。

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成功是，他专门投资表现良好，但是被市场低估的企业。他能够真正理解一个企业的体质，才进行投资，结果这个企业持续成长，获益也同时出现，这是金融的善交易。

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影响力投资理念，希望用影响力投资，把资本放在对社会有影响力的投资，所以在投资的同时有盈余，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不管是环境的、养老的或是各种其他社会的问题，通过金融资本去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投资者有盈收。

2013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在G8的时候，提出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能够结合公益组织、企业、家族投入地区或全球的重大议题。如环境变迁、低收入住房、干净的能源、老年医疗照护、贫困人的财务管理等，都能够藉由影响力投资来实现这些重大急迫性的全球社会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在下一个五十年影响力投资会达到四十兆欧元的经济规模。

社企论坛的理事、善文化中心的荣誉主席马蔚华先生就积极推动影响力投资。他早年在招商银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看准企业体制，哪怕规模很小，也给予金融的支持，让企业能够成长起来。所以马蔚华先生培养很多很棒的企业，在很小的时候就给予支持。

这几年他更是在全世界四处讲演呼吁企业家关注社会问题，投入影响力投资。他说：「过去二十年，科技革命、金融创新、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的财富迅速集聚。在全球财富实现指数性增长的同时，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贫困化，绝对贫困化还没有解决，相对贫困化却在加剧，还有教育、卫生、饥饿的问题等等。」

影响力投资在未来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潮流，经过了金融资本的获益，也经过了金融资本所要达到的经济的善，所以是善投资。

就像彼得‧德鲁克所说的，「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时，这些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影响力投资能够让投资者有获利，同时社会问题也能得到解决，而它的规模远远比公益组织要大得很多。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社会企业论坛，特别提到善经济理念，把金融的善列为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来跟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