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柏拉图式的善是最高真理,那中国对善的追求是最大的造福。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接近中国对善的观念,也就是着重现实生活的幸福与道德的圆满生命。
柏拉图的思想模拟中国的内圣外王,有相同的旨趣。
中国先秦思想之「圣」、「王」、「天」三者是分不开的。圣者通于天,王者因为行天道故能为王。而行天道之王当然是圣者。
周文王渭水拜相姜子牙
《诗经‧大雅》歌颂周文王即曰:「穆穆文王,于 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文王因为精进不懈,广被恭敬之德,所以天命让他能够统理商朝的后裔。而文王的表现,上天都在看,因此「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
上天给了他这个使命,不是给了他就算了,而是时时都还在注视着他的表现,所以「不易维王」,王不好当啊!必须时时恭敬奋勉,行天之道。如《诗经》言:「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孔子圣者继承文王周公之志,在礼崩乐坏的乱世,欲建立一个遵行「仁」与「礼」的理想世界秩序。文王之德,承于天,也成于天,圣人亦然。
孔子讲学图
《史记》〈孔子世家〉所述:「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的德是上天给予的,桓魋怎能轻易地伤害他?圣者如孔子,其德是上天给予的,但并不是就不需要自己努力。
圣者不是人的修持所能到达,是天赐予。「知天命」,亦是孔子在成就完整生命德行的过程中必要之觉醒。「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上天给了孔子重大使命。在儒家眼中,圣人正是奉天命,而合于天之大人者。
如《易经‧乾卦》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是天道与圣者合一。然而圣者并不是天,而是知天道。
理型与天道之表述与信念不尽相同,但都是指向一个最高的善与真理。
心物兼备的善
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提出理型至善,是呼应了苏格拉底的理性之论述。而到了亚里士多德,则是修正了柏拉图的概念,认为纯粹的理型不可知,苹果的概念离不开苹果,很像佛教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概念,概念无形无色、无相无味,但是我们无法在虚空中求取概念,只有在现实世界才能具体把握概念。
我们在三角形的工具中看到三角形,在圆形的球中把握圆的概念。在苹果中把握苹果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把纯粹唯心至善──理型、概念,拉回到世间,在世间体现,自世间把握。将这种至善,应用于商业,亚里士多德认为商业的至善是追求幸福。
然而,幸福不是一味地追逐金钱,相反地,一味地追逐金钱是幸福的背离。幸福的缔造是追求哲学与审思(Theoria and Pholosophia),谨守道德生活、建立爱的关系,并且投身公共事务,才是生命的至高幸福。
其实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接近中国对善的观念,中国善的观念着重现实生活的幸福与道德的圆满生命。如果说西方柏拉图式的善是最高真理,那中国的善所追求的是最大的造福。
柏拉图至高真理之追求,基督教强调唯一的真神──上帝是至高的真理,有了至高的真理,就形成了一种我对、你错的思维,最后导致宗教之争,善与恶之斗。我是善,你是恶,我是对,你是错,所以就发生战争与冲突。
中国的战争多半因为饥饿、利益而起,很少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发生战争。西方自古因意识形态、因宗教信念不同而斗争者一直存在。这是强调绝对、强调至高真理的必然产物。
未完待续.........